习近平近70小时印尼行的三个“特别”******

　　(近观中国)习近平近70小时印尼行的三个“特别”

　　中新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月17日电 题：习近平近70小时印尼行的三个“特别”

　　中新社记者 郭金超 梁晓辉

　　第十次开启“G20时间”、密集会见多国领导人、中印尼两国元首年内再次线下互动……时隔9年再访巴厘岛，习近平这次印尼之行，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二十大之后首次出访的首站。

　　从抵达到离开，习近平近70小时的印尼巴厘岛之行有三个“特别”，诠释着向未来的中国与世界。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努拉莱伊国际机场，应邀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机场受到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部长卢胡特，巴厘省省长科斯特等高级官员热情迎接。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第十次参会，特别背景下的“G20时间”

　　这次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印尼巴厘岛峰会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在衰退威胁下的一次紧急救援”。

　　二十国集团不仅属于二十个成员，也属于全世界，G20的使命与全球百姓的日子紧紧相连。在峰会开幕的当天，联合国恰巧宣布“80亿人口日”到来。“80亿人口时代如何过上好日子？”成为人类对未来的惕厉和警醒。

　　这是习近平连续第十年出席或主持G20峰会。习近平在峰会的第一阶段会议讲话中，“发展”一词出现40次，是最醒目的关键词。他强调，“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发展问题。”

　　习近平在峰会上也再次提到全球发展倡议，呼吁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

　　外界称，这也正找到了实现峰会主题“共同复苏、强劲复苏”最关键的驱动力。

　　中方倡议受到各方的积极回应。16日发表的G20巴厘岛峰会宣言亦指出，各国将采取协调行动，推进强劲、包容、韧性的全球复苏以及创造就业和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议程。

　　客场中的“主场外交”，特别忙碌的代表团驻地

　　习近平此行是本次巴厘岛峰会的焦点。有外媒称，各国领导人争相与这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领导人面对面交谈。

　　近乎接踵而至的国际政要，让中国代表团驻地变得特别忙碌。有评论称，中方俨然于客场中寻找到“主场位”。

　　14日，中美元首会晤在G20峰会前夕率先举行。这是拜登执政后两位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晤，持续3个多小时，议题“覆盖了两国关系最重要的方面和当前最紧迫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全球瞩目这次大国间的“握手”，认为会晤释放出中美管控分歧的强烈信号。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峰会开幕后，双边会见尤为频密。15日峰会第一天，习近平密集会见了8位前来出席峰会的外国领导人。

　　中共二十大后，中国将带给世界什么？机遇，成为习近平频繁提及的关键词。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时，他说，“将为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机遇”；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会见中，他表示“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面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他说，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高质量发展，将为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新发展，世界新机遇”，中国如是告诉世界。

　　密集双边会见中，有的是首次会见，比如韩国总统尹锡悦、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有的则是年内第二次会见，例如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结“新朋”会“老友”，中国代表团驻地的高热度，折射世界对中国的态度。

　　驶入快车道，特别可感的中印尼互动

　　“开始！”

　　随着习近平和印尼总统佐科下达指令，崭新的综合检测车缓缓驶出车站并逐渐加速前行。

　　这一雅万高铁试验运行的场景，是中印尼元首会谈前的一项特殊安排。作为印尼第一条高速铁路，雅万高铁既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

　　有评论称，与雅万高铁一样，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也正乘上“高速列车”，驶向命运与共的未来。

资料图为印尼雅万高铁建设现场。 中新社发 王增堃 摄

　　今年是中印尼关系高速发展的“大年”。7月，佐科访华，成为北京冬奥会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那次访问中，两国元首共同确立了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

　　此次会谈，习近平与佐科进一步就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一致同意以明年中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打造高水平合作新格局。

　　“中国愿同印尼相携相助、结伴同行。”会谈中，习近平的这句话，进一步传递了两国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进退、同发展”的温度。

　　印尼民众则会对此更可感。雅万高铁建成后，从雅加达到万隆，3个多小时变40分钟，不仅让民众出行提速，也助当地发展提速。中印尼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互利共赢提供了样板。

　　17日，习近平的专机从巴厘岛起飞，目的地是泰国曼谷。在那里，他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中国与世界的密集互动，仍将持续。(完)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